李贤墓志铭（北周）宁夏固原出土
北朝书法的最大成就主要表现在碑碣刻石方面，它包括石窟造像题记、墓碑、墓志、塔铭、摩崖石刻等，这些遗迹多系无名书家与民间石工的作品，其书体繁多，风格各异，既有骨力雄劲、笔风粗犷的真书，也有一碑篆隶相杂或篆、真、分书兼施的现象，色彩纷呈，蔚为大观。但多数碑刻以真书为主，受钟繇影响甚深，其“书艺特色是崇自然，尚天趣，由此开创一代书风，并形成各种流派”[81]。这就是驰名后世的“魏碑”。魏碑是珍贵的历史文物，也是当时书家对我国书坛的一大贡献，其影响甚为深远，康有为《广艺舟双楫》说：“南北朝之碑，无体不备，唐人名家，皆从此出。”
八、论撰繁富，成就卓著
魏晋南北朝书法艺术的发展和繁荣，又直接促进了书法理论体系的建立。汉代虽有赵一《非草书》和蔡邕《九势》《笔论》等书作，但严格说来，这些都算不上书法理论专著，而赵一《非草书》只不过是一篇非难学草书者的游戏文章而已。中国书法理论体系之真正建立应始于魏晋南北朝时期，其时论撰之繁富，理论之精辟都是空前的。唐张彦远《法书要录》著录汉唐间人论书之作凡三十有八，其中后汉1，两晋南北朝16，唐21。这16种论书之作是：晋卫夫人《笔阵图》，王羲之《论书》《题笔阵图后》，宋羊欣《采能书人名》，王愔《文字志目》，齐王僧虔《答太祖书》《论书》，梁萧子云《论书》，虞和《论书表》，梁武帝《论钟书十二意》，陶弘景《与梁武帝论书启九首》，庾元威《论书》，庾肩吾《书品论》，袁昂《古今书评》，陈释智永《题右军乐毅论后》，后魏江式《论书》。此外，尚有未收录的重要论书之作，如晋索靖《草书状》、卫恒《四体书势》等。在这些书作中，既有向初学者传授执笔、用笔方法的理论专著，如卫夫人《笔阵图》；也有对书法理论的专门探讨，如王羲之《题笔阵图后》、庾元威《论书》等；还有详述书体历史的，如卫恒《四体书势》；而更多的则是书品、书评并结合进行理论探讨的，如梁武帝《论钟书十二意》、庾肩吾《书品论》、袁昂《古今书评》等。对于书法理论探讨，不乏精辟见解，如王羲之在《题笔阵图后》一文中，提出了“意在笔前”的重要观点。他指出：“欲书者，先干研墨，凝神静思，预想字形大小偃仰，平直振动，令骨筋相连，意在笔前，然后作字。”此法犹如作文而先打“腹稿”，关系重大，极富科学性，为历来书家所重视。他还将练习书法形象地比喻为战斗：“夫纸者阵也，笔者刀矟也，墨者鍪甲也，水砚者城池也，心意者将军也，本领者副将也，结构者谋略也，飏笔者吉凶也，出入者号令也，屈折者斩戮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