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璧德还将西方一些哲学家的思想与佛陀的思想进行比较。他指出圣奥古斯丁和威廉·詹姆斯（William James）可能会在以心理学方式处理意志的问题上和佛陀达成一致，认为意志可以通过注意、专心得以展示[63]。白璧德认为佛陀教导的是知识、行动对佛教都很重要。仅仅知道四谛而不实践，一个人是不能得到解脱的，所以佛陀强调所谓佛 “道”的重要性，即它需要“践行”。白璧德认为，在实践上，佛陀也和耶稣说上帝的归上帝、恺撒的归恺撒那样教导他的弟子要远离世俗世界。佛教徒不仅不能参与政治，甚至不能讨论政治。尽管如此，佛陀不能被当成是基督教意义上的救世主（Saviour）[64]。佛陀认为，每个人都只能靠他自己拯救自己。这种形式的个人主义在基督教中也是不能接受的。基督教的个人主义更多指自我表达和逃避道德责任的综合。佛陀的个人主义也有更多批判性精神，佛陀不希望他的弟子依赖佛陀的权威来认识真理，也不能依赖传统的权威。
从这种对佛陀个人主义的讨论，白璧德进一步深入探讨了大乘佛教的问题。白璧德认为大乘佛教过多强调发展一种建立在帮助、拯救仪式基础上的自信，这种对仪式的强调和对形而上学思维的鼓励，实际上与佛陀的早期教导背道而驰[65]。白璧德还批评大乘佛教把佛陀变成了一位神和救世主。白璧德举日本佛教为例，以前日本佛教认为个人可以通过自我修炼达到觉悟，现在他们唯一的希望是阿弥陀佛的慈悲。不仅从思想上突出佛陀早期教导的个人主义，白璧德还从制度上指出早期佛教的优越性。他指出早期佛教从未发展出罗马天主教廷那样极其精致和有效的外在权威，而罗马教廷的制度完全是模仿了罗马帝国的组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