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保国会风潮
康有为等政治新人的心态绝不会像反对者所猜测的那么肮脏。但毫无疑问的是，作为边缘化的政治新人，康有为等人是无法与那些政治老人和睦相处的，他们确实希望能够利用光绪皇帝的政治权威扫除旧人，重用新人。而政治运转的规律从来都不可能按照任何一方的主观意图去运行，作为清廷政治权力的中心，光绪皇帝实际上受到各方面的制约，他不可能甚至也不愿意完全听从康有为等政治新人的摆布，所以康有为创设制度局的建议尽管获得光绪皇帝的激赏，但操作的步骤却是一拖再拖，从而使康有为也觉得完全依靠清廷内部的力量去推动中国的改革与发展可能具有相当大的困难，于是他又将精力转向民间，期待民间的进步力量能够形成相当的气候，然后再与这些政治边缘人一道去推动清政府走上政治体制改革的道路。
基于这种政治判断，康有为采取先前行之有效的政治手腕，即“既上书求变法于上，复思开会振士气于下”的办法，在向清廷上书的同时，策动正在京师参加会试的各省举人成立新的政治组织，并相机联名上书，向清政府施压，重演1895年公车上书的故事。
1898年1月5日，康有为策动在京的广东应试举人及各界名流20余人聚会于南海会馆，宣布成立粵学会，欲续强学会之旧。粵学会具有极强的示范效应，在粵学会成立之后不久，在康有为的鼓动下，林旭联合张铁君等旅京福建省籍人士于1月31日在福建会馆成立闽学会。紧接着，与康有为等人关系密切的宋伯鲁、杨深秀与阎乃竹、李岳瑞等人联络陕西、山西在京人士于2月8日成立关学会。3月间，曾经参加过强学会的杨锐联络四川省籍人士发起成立蜀学会。至于直隶、湖南、浙江、江西、云南、贵州等省的在京人士也都差不多被康有为等人鼓动起来，准备或已经成立各种各样的新政治团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