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此，为了每个星期六的花费，佩格蒂都得设计出一个像火药阴谋案[6]那样的详尽计划。
在这段时间里，我深深感到，我的一切希望和前途正在消失，完全没有人关心我、理睬我，要不是还有几本旧书，我毫无疑问真是要痛苦不堪了。那些旧书是我唯一的安慰；正如它们忠于我一样，我也忠于它们，我把它们读了又读，不知道读了几遍。
我现在正写到我一生中的这一阶段，只要我还能记事，我是决不会忘却这段时期的。对这段时期的回忆，往往不需要我的祈求召唤，就会像鬼魂似的来到我的面前，把我的较为欢乐的岁月，搅得不得安宁。
一天，我无精打采、神情恍惚地默想着（这是我这种生活造成的），在外面溜达了一会儿后，正当走到我家附近一条篱路的拐弯处时，遇上谋得斯通先生和另一位先生迎面走来。我慌了，正打算从他们旁边走过时，那位先生突然叫道：“哟！布鲁克斯！”
“不，先生，我是大卫·科波菲尔。”我说。
“别说了，你是布鲁克斯，”那位先生说，“你是谢菲尔德的布鲁克斯。这就是你的名字。”
听了这话，我再仔细地朝那位先生看了看。他的笑声也提醒了我，我认出他是昆宁先生。以前我跟谋得斯通先生去洛斯托夫特时曾见过他——至于什么时候这无关紧要，用不着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