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个问题，卢梭与卢梭思想解释学的关系。法国革命前，他的政论作品未引起太多兴致，读者更关心他的性情与交往逸事。自1789年，他的政治观念进入革命舆论，或被简单地概括，或被无止境地夸大，人人觉得自己理解得最得体，各不相让，一旦权力介入，免不了争斗。雅各宾派自誉为卢梭的信徒，这不意味着他们是理解卢梭的。理解还是误解，对于他们不是关键问题，重要的是夺取权力，彻底变革旧风俗，建设新社会，但粗鲁的实践会消解目的的正义性。在理论上，卢梭与革命话语的关系有三种可能：一是像其他哲学家一样因偏离时代精神很快为人忘记；二是他作为思想的先知受到普遍认同，这种认同感在归化时代精神的同时，它的说教性弱化，法国人得以形成关于现代社会的共识；第三类情况是第二类情况的另一种可能，他未能归化时代精神，相反无休止的争论消解了民族认同感。法国人遇到的是最坏的情况，他们将一个故去的人赋予指导现实的力量，那未必不是建设现代国家的良好愿望，但最终失败了，卢梭的幻象一个个到来，挤在民族意识里。所以，在法国的语境里，卢梭思想解释学或卢梭主义的中心不是卢梭，而是主义，确切地说是革命话语对于卢梭思想的单向度解释。19世纪的法国人未区分卢梭与卢梭思想解释学的差别，有时以为雅各宾派所推崇的卢梭就是那个处境艰难、理想高远的孤独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