沙皇愠怒，问：“你是什么人？”
诗人平静地回答：“我是塔拉斯·格里戈耶维奇·谢甫琴科。”
沙皇又问：“你不向我弯腰致敬，想证明什么？”
诗人不卑不亢地回答：“陛下，不是我要见您，是您要见我。如果我也像您面前这些人一样深深地弯下腰，您又怎么能看得清我呢？
……
这一次召见，决定了诗人一生的命运。
如果，他和沙皇面前的那些人一样；如果，他哪怕稍微装出一点儿卑躬屈膝—— 这在当时实在算不上什么耻辱，许多比他声名显赫的人物都以被沙皇召见过为莫大荣幸—— 那么他也许将从此成为沙皇的宠儿。
但是由于他的桀骜不驯（这乃是由于他的出身和经历，从一开始就在他内心里种下了轻蔑王权的种子），使他几乎一生都成为沙皇耿耿于怀的人。
在王权的巨大投影之下，无论什么人，若想站直了，就必付出代价。
谢氏为此付出过代价。
法国的雨果也为此付出过代价。
还有俄国的普希金。
还有许许多多在王权的巨大投影之下企图站直了的人……
民主之所以对于人民毕竟是好事，就在于它彻底驱散了王权的巨大投影之后，使人人都有可能从心理上获得解放，弯腰与不弯腰，完全出于自愿，出于敬意的有无，而根本不必假装作戏。倒是反过来了，有权之人，每每在人民面前作秀，以获得人民的好感。因为人民几乎无时无刻都有资格以民主的名义理直气壮地说：“你的权力是我们给的，我们想收回给予别人，便可以那样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