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离坚白”与“合同异”，都是当时人们对事物的一种认识，只是“离坚白”强调事物的差异性。
公孙龙得以著名于世，是因为他力倡“白马非马”之说，并与儒家的孔穿﹑阴阳家的邹衍等人进行过辩论。
白马非马，这似乎是自相矛盾的命题，但公孙龙却巧妙地论证了这个命题的正确。他认为，事物和概念都是有差别的，所以概念与概念之间是绝对没有联系的。“马”是指马的形状，“白”则是指马的颜色，颜色当然不能说等同于形状了，所以“白马”也就不能等同于“马”。如果一个人要买马，当然买什么马都行，而如果一个人要买白马，那就不是任何马都行，必须是白色的马了。由此可见，白马非马。
这一论证的合理性在于，公孙龙看到了“白马”和“马”是不同的概念，两者存在着特殊和一般的差别，但由于他过分夸大这种差别性，而看不见概念反映事物的同一性，这一命题也就成了形而上学诡辩论的代表。
在庄子看来，公孙龙花言巧语、能言善辩，但“白马非马”这样的辩论，没有实际的意义，不仅自身存有很大的逻辑问题，还把语言本身遮蔽掉了，最后只能越辩越糊涂。
客观地说，公孙龙的哲学思想和这些诡辩故事，是对中国古代逻辑学的发展起了重要作用的。他能看到作为事物属性的一般，是某一类事物所共有的，这种观点是正确的。但由此得出结论说，一般可以脱离个别而独立存在，就是把一般和个别割裂开来，那就成为客观唯心主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