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恐怖的是，这些水灾、旱灾、蝗灾、瘟疫，往往一个地区发生某一种灾荒，连锁反应就会带动另几种反复出现，接踵而至，不给人喘息的机会，破坏力极强。比如，以陕西为例，陕西省的地方通志记载，崇祯元年八月起，全省遭霜雪灾，庄稼冻死大片，紧接着第二年，米脂大旱，榆林大旱，西安大旱。这样的冻旱导致的结果必然是饥馑，人饿，其他生物也饿。七年秋，便是全省范围的蝗灾，漫天的蝗虫让本就已萧条死寂的西北大地更是饿殍遍地、惨不忍睹。而蝗虫刚平，冬月又遭地震，伤亡不计其数。尸横遍野，不及掩埋，于是瘟疫又起，彼时“草木俱尽，人相食”，死人压着死人，臭气熏天。
这还仅仅是陕西一地，当时全国四处是这般骇人的灾情，包括北直隶以及皇帝住的京师。再拿河南来举例，河南是明代最重要的人口集中地和粮食产区，河南承担着南北交易往来的重要通道作用，但是这里夏季降水集中，气候炎热，极易引发河水泛滥或蝗虫灾害，因而河南也是历朝历代抗击旱涝雹蝗等灾害的重点地区。到了明末，由于季候变化反常，全球气温普遍下降，给河南的农业生产造成了巨大问题，所以，从万历到崇祯统治时期，都不得不面对河南发生的严重自然灾害。起初，万历时期因国库还有所积蓄，一些地方精英也还有能力帮助遭灾百姓渡过难关，到了崇祯时期，内忧外患频发，国家自顾不暇，完全没有工夫去应对发生在各地的自然灾害，从崇祯七年到崇祯十五年，短短九年时间只河南一个省光是蝗灾就发生了八次，几乎每年一次，给当地人民造成了深重苦难，蝗灾与旱灾往往一同发生，多灾并发导致最直接的结果就是粮食短缺，饿着肚子的农民不得不寻找出路生存下去，崇祯年间相对于之前财政吃紧、朝政混乱，不仅没有精力对全国各地发生的频繁灾害未雨绸缪，更是在灾害发生之后没有足够的能力赈灾，发到地方用于救济灾民的款项越来越少。朝不保夕的农民一般会选择寻找当地有钱有势的大户借粮渡过难关，但是这些从事借贷生意的大户或商家，往往会趁着灾害提高利息，即发放给高利贷，高额的贷款虽然能让农民顶过一时，但是长期下去，一旦农业生产没有按期恢复，借贷者就会面临破产的危险，灾荒连年时，常见还不上债务的农民将妻子儿女作为抵押还债，甚至是在重如泰山的压力之下家破人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