卢梭与其解释者无法融通，解释者之间也难有共识，一些人鄙夷的却为另一些人赞赏，双方各执一端。在对立中，旧制度的弊端引起的心理失衡有了肆意表达的出口，在混乱的舆论中，他的形象一次次分裂，一切似乎与之有关，却与之无关。他看着自己的形象，一个捉摸不定的变体，他希望它赶快离开是非之地，倏忽间又来了一个新的。1766年之前的卢梭是启蒙者，开放理智，注重体系精神，之后的卢梭是浪漫派，敏感沉静，又有人文关怀。法国革命前后又有两个卢梭，一个是生命意义的，一个是政治意义的。第一次转变源于残酷的生命体验，从启蒙者到浪漫派尽管是被动的，却是卢梭的选择；第二次转变已脱离他的意志，生前他是病人、启蒙者、戏剧家，去世后，尤其在革命时代，这些身份为人忽视，取而代之的是立法者、革命之父。在美德专制的年代，他的批判者沉默不敢言，热月政变后他们开始反击，卢梭旋即是革命暴力的鼓惑者。
法国革命最大程度上影响了卢梭的形象，它出现于国民公会辩论、报刊杂志、私人通信和街谈巷议里。1790年1月，杜切尼（Bonneau-Duchesne）的描述有些夸大，但不是无中生有：“所有人都在读卢梭，仰慕他。”[2]他的政治理念是1793年《人权宣言》的思想基础，他的美德观与平等观成了革命意识形态，并在政治恐怖时代甚嚣尘上，“人们不会忘记马拉动员群众时手拿《社会契约论》的样子”[3]。争论中，有人说他反对君主制，“《社会契约论》第三卷第十二章是明确的证据”，有人说他赞成君主制，“若身在革命时代，他会同意颁布法令，督促法国政府实行君主制”[4]。有人说他是保守的贵族，“卢梭从未发表类似革命标语的言论，他主张民主制度适合小国家，不适于法国，若亲历革命，他会在贵族一边”[5]。革命派以之为精神之父，他们之间却相互矛盾，“罗兰夫人的卢梭观是吉伦特派的，追求自由，罗伯斯庇尔的卢梭观是雅各宾式的，注重平等，巴贝夫的卢梭观是共产主义的，向往理想社会”[6]。此情景符合法国史学家奥祖夫的评论：任何简单纯粹的复制中可能有背叛。[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