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修筑长城一直到今天，我几乎一直单攻比较世界史——有些问题只有这种方法才能在一定程度上触到它们的神经——我在研究中发现，我们中国人对某些民众和国家的机构无比清楚，而对其他机构又无比模糊。探寻这些原因，尤其是探寻后一现象曾一直吸引着我，如今也一直吸引着我，而这些问题就涉及长城的修筑。
至少皇室就属于我们最不清楚的机构之一。当然在北京，或者说在宫廷侍臣中，对它还清楚一点，虽然这种清楚虚假大于真实。就连高等学府的国家法教师和历史教师也装作对这些事了如指掌，装作能将了解的情况介绍给大学生。学校的等级越低，对自己的知识当然就越不疑心，而浅薄的教育则围着少数几个数百年一成不变的定理掀起铺天盖地的巨浪，它们虽然不失为永恒的真理，但在这种云天雾海中恐怕永远也分辨不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