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是左史刘知几，领国史几三十年，著有《史通》四十九篇，评论今古，尝言作史须兼三长，一曰才，二曰学，三曰识，时人推为名论。著作郎吴兢，襄辑史事，《则天实录》，实出兢手。及说修国史，知几坐子太乐令贶罪，贬为安州别驾，抑郁而终。说追览《则天实录》，中有宋璟激动张说，使辩证魏元忠事。说不禁愤叹道：“刘五太不肯相借。”原来刘有兄弟五人，刘最幼，因叫他刘五，吴兢时适在座，起身答道：“这是兢所编成，史草具在，不可使明公枉怨故人。”说遂求兢改易数字，兢正色道：“若徇公请，是史非直笔，何足取信后世？况明公肯受善言，犯颜敢谏，直声已足传播，何必掠美沽名呢？”（夹叙此事，所以传吴兢，并及刘知几。）说乃罢议，令仍旧草。玄宗虽已罢说政事，仍然器重，遇有大事，往往遣人咨问。适吐蕃使臣至都，呈入国书，用敌国礼，玄宗恨他不臣，意欲发兵进讨，左丞相源乾曜，素来是唯唯诺诺，没甚主见，新任同平章事李元纮杜暹，但知清洁自守，也不甚熟悉边情，玄宗乃召张说入议。说面奏道：“吐蕃无礼，原宜讨伐，但近与吐蕃连兵十年，甘凉河鄯诸州，不胜疲敝，他果悔过求和，请陛下大度包荒，姑听款服，俟边困少纾，养精蓄锐，再图挞伐未迟。”玄宗听了，意殊未怿，淡淡的答了一语，只说待与王君癫熟商，再定进止。说不便申谏，叩首而出，殿外遇着源乾曜，便与语道：“君癫有勇无谋，贪功心急，若入议边事，必主用兵，我言定不见用，但恐边衅一开，师劳财匮，君癫能发不能收，不但君癫自误，且从此误国呢。”张说智料，原是足取。乾曜不加可否，惟含糊答应，算作了事。圆滑得很，也是投时利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