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人”的制度强化
鸦片战争以后“世界走进了中国”，也打开了雍乾以来士大夫日渐封闭的视野。由于有域外史料相参照，清末西北边疆历史地理成为一时显学，明初宋濂编述《元史》的局限性也因此暴露无遗。孟森（1869 ～ 1937）曾批评说：
《元史》自今五百年来，为一朝正史，然以其在汉土传祚不永，一切制度文物，又与汉土历代不甚沿袭，故在汉人不推为至隆极盛之朝。而在全球棣通之世，则泰西所震耸于东方民族者，视蒙古在汉唐诸大朝之上。元朝之于蒙古，乃其统辖汉族之一区，全蒙统治之域，逾此远甚。汉人作《元史》就近处所见言之，自汉族以外，蒙古本部已不求甚解，又安知其功烈之所届，视并包汉族之伟大，有倍蓰以上者耶？［25］
江苏武进人屠寄（1856 ～ 1921）撰《蒙兀儿史记·行省宰相表》后论赞道：
论曰：“治汉人当用汉法”，忽必烈汗所知也。至元初政，八坐之中汉人几居其半，其人又贤。当时治绩，论者至比之唐贞观焉。嗣时厥后，左右相专用蒙兀、色目人，即平章一位，亦几无汉人容足地，而治道日非矣。然则华夏声名文物，更数千年，民德虽衰，尚非游牧种人所能折棰而长治者欤？［2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