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6年秋到1951年夏，我在天津南开大学任教。她比我晚一年也进了南开。1949年年初，天津解放，我俩在天津迎接“明朗的天”。从大约1944年我从“红毛衣”那里第一次听说有一个“明朗的天”起，到“明朗的天”展现于天津之后的头两三年，大约有七八年的时间，就我个人的人生经历而言，那真是一个美好的期盼和初见旭日的岁月，也算得是我与红毛衣共舞的年代。
然而好景不长，新中国成立之后不久，“左倾”教条主义的乌云便越来越浓重地遮蔽了“明朗的天”：斗争哲学，政治挂帅，以及做驯服工具的声浪，一浪高过一浪。“红毛衣”的空谷幽兰似的诗意消失殆尽，代替的是不少政治宣传口号式的陈词：“雄文四卷传马列，全民斗志坚如铁”；“须记取，工农兵方向，永不迷航”。而我作为一个“哲学工作者”，也只能在接连不断的政治运动的夹缝中做点“学问”，不少文章实际上是些批判唯心主义的政治檄文。“文化大革命”期间更是锣鼓喧天，批斗成风，不得安宁。但也正是“文化大革命”促使我俩逐渐醒悟到：我们已误入歧途、浪迹天涯近30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