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说，以反传统面目出现的“文革”，得其反成了维护与再造传统的历史的逆转，那么，在针对“文革”进行批判的思想及历史理论的新潮，从普列汉诺夫所说的反向流动来说，恰巧也出现了两种对立的倾向。
当然，应当看到对商品经济的肯定，事实上进行的改革，也就是对真正的传统文化进行了声势浩大的批判，人们的思想观念也随之更新，意识形态的禁锢也有所打破，至少，不会为一两句话成为“反革命”——政治犯了。理论上研究的领域也广阔多了，闭关锁国的政治也在逐步为开放所代替。
但是，我们从某些文学作品中却不难看到，当然，这也是现实的曲折反射，那种对“文革”反传统的表象进行反向流动的作品，恰巧在鼓吹传统的道德观念，在重新肯定“礼”——旧的等级制度，在变着法子大谈“三从四德”，某些以“改革家”出现的典型人物，骨子里却是绝对的专制意识，“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伦理秩序观念；尤其是那种取道德批判角度的作品，更是全面地复活奴化政治、血缘宗法关系。“文革”不是“批孔”了么？于是，打出尊孔旗帜似乎便有了契机，又得到“正名”了。从这个角度上，我们不难理解，为何对在中国近代已出现民主启蒙思潮之后，仍作为历史的惯性出现的、已失去历次农民起义进步意义的后期暴民起义，进行了“史无前例”的讴歌与肯定，为何对人主中原、拒绝了民主启蒙思潮反而把后儒社会业已腐朽的程朱理学当做先进的统治思想加以巩固，从而造成中国历史大倒退的帝王大加捧场，把其说成是圣明天子——这一切，已说明历史意识的倒退已到了何等严重的地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