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一方面，弗里德里希不相信王权神授。君权并非来自上帝，而是来自市民社会。国家权力来自“社会契约”[64]。权力是市民社会“委托”[65]给国家的。
对“社会契约”这个术语的使用并不意味着弗里德里希属于启蒙的激进派，即卢梭主义的民主。弗里德里希是温和的、自由的启蒙运动的象征，他相信权力的委托，或者说他认为国家权力来自人民。人民不能保留统治权力，而只是这种权力的来源，他们将其转让给国家继而形成了统治权。
弗里德里希描述了国王和国家之间的区别。他因此变革了君主和国家的意义。法国的路易十四通过宣称“朕即国家”表明君主和国家联为一体。这位普鲁士国王摧毁了君主的这种神权理论，摧毁了国家为王朝和继承法所霸占这一事实，因为他勾勒了国家和君主之间的界限。
在弗里德里希所理解的“社会契约”中，人民将他们的统治权转让给国家，而国家是与王冠相分离的自治机构。国王是国家的“第一仆人”[66]。君主政治如同家务管理，因为国王必须服务于国家。弗里德里希将自己想象为普鲁士的看门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