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第一篇第三节中，上述第三篇第二节中展开过的“德国市民阶级的历史”在更加具体的经济史支撑下被重新论述。首先，近代的私有制，特别是中世纪城市的资本是“自然成长的资本”、“直接与所有者的特定劳动合为一体，是与之无法分离的……身份的资本”。这和同业组合的手工业一样，都是由“居所、手工道具、以及自然增长的世袭常客”组成。其次，到了从同业组合发展而来的工厂手工业时期，虽然它被放到了“超越自然成长的、身份的资本的最初的第一步”的位置，但使得动产资本全面可动化的是“中世纪以后的私有制第三期”，即“大工业——把自然力用于工业目的，采用机器生产以及实行最广泛的分工”[11]。这种大工业使自然科学从属于资本之下，以自动机械装置为代表的文明的“生产工具”的使用极大地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并且，以这种大工业为条件的普遍交往被建立了起来。进而与这种普遍交往同时发生的是交往的局部地区性的解体，自然成长的“生产工具”被文明的“生产工具”驱逐了出去。“凡是它渗入的地方，它就破坏手工业和工业的一切旧阶级。”这样一来，大工业“使竞争普遍化了……创造了交通工具和现代的世界市场……把所有的资本都变为工业资本，从而使流通加速、资本集中”[12]。另外，它使“每个文明国家以及这些国家中的每一个人的需要的满足都依赖于整个世界，因为它消灭了各国以往自然形成的闭关自守的状态”[13]。各国通过世界市场结合为一体，单一的地方性解体了。也就是说，它开创了世界历史。这样一来，相较于先前社会的狭隘性、局部地区性，近代资产阶级社会拥有的普遍性被作为由大工业的成立所带来的巨大生产力、普遍的交往以及世界市场产生的“全面的相互依赖性”而得到了认识。[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