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奇化臭腐，臭腐复化为神奇……事屡变而复初，文饰穷而反质，天下自然之理也。《尚书》圆而神，其于史也，可谓天之至矣。非圣人不行，故折入《左氏》，而又合流于马、班。盖自刘知幾以还，莫不以为《书》教中绝，史官不得衍其绪矣。又自《隋书·经籍志》著录，以纪传为正史，编年为古史，历代依之，遂分正附，莫不甲纪传而乙编年。则马、班之史，以支子而嗣《春秋》；苟悦、袁宏，且以《左氏》大宗而降为旁庶矣。司马（光）《通鉴》，病纪传之分而合之以编年。袁枢《（通鉴）纪事本末》，又病《通鉴》之合而分之以事类。按本末之为体也，因事命篇，不为常格，非深知古今大体，天下经纶，不能网罗隐括，无遗无滥。文省于纪传，事豁于编年，决断去取，体圆用神，斯真《尚书》之遗也。[19]
从《尚书》的“圆而神”开始，中经《左传》《史》《汉》《通鉴》，到《通鉴纪事本末》，又恢复了《尚书》的风格、神韵，这就是“神奇化臭腐，臭腐复化为神奇”的过程。当然，章学诚的这些话，对《尚书》是过于美化或者说是过于理想化了。但是，它毕竟触及了中国史书体裁发展变化过程中某种规律，即所谓合之则分、分之复合，而在分合过程中走着一条“肯定—否定—否定之否定”的发展路线，于是新的体裁不断出现，而旧有的体裁也在不断发展、提高。章学诚并不认为袁枢是一位大史学家，但他对《通鉴纪事本末》却评价甚高，在这里，他主要是着眼于中国史书体裁的发展变化来进行考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