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诏的政治制度大体是仿效唐朝，王下设清平官、酋望、大将军，清平官相当于唐朝的宰相。中央官署有士、户、法、兵、客、仓六曹，后又扩为“九爽”，颇有唐六部九寺的影子。
经济上，南诏也实行授田制度，是效法唐的均田制。从唐高宗、武则天时代开始，唐朝多次赐“锦袍、金带、缯彩”等丝织品给南诏。大和三年（829年），南诏从成都掠去“子女工技数万……南诏自是工文织”[22]。此外，南诏人的耕作方法及房屋建筑都“悉与汉同”[23]，足见汉文化对南诏的影响之大。
滴水瓦·方形花砖·莲花纹瓦当（唐）1958年云南巍山龙圩山南诏遗址出土
南诏通行汉文，流传至今的《南诏德化碑》、《崇圣寺钟铭》、《石钟山石窟题记》、《南诏铁柱铭》等都是用汉文写成的。唐朝儒学、诗歌、书法、音乐、佛教、道教都传入南诏。南诏诗人杨奇鲲、杨义宗的佳作《途中》、《题大慈寺芍药》、《洞云歌》流传至今，被收入《全唐诗》。“书圣”王羲之在南诏极受尊宠，被立庙祭祀，学习书法的人很多。唐朝还曾将“胡部龟兹音声二列”送与南诏。南诏早期信奉天师道，唐朝晚期，“婆罗门”和瑜伽密宗传入，“阿阇黎教”盛行。
通过上述分析，我们可以看出，隋唐五代时期，唐朝和周边少数民族地区的联系极密切，中原地区的铁器、金银器、瓷器、丝织品、茶叶及农业、手工业生产技术，通过经济交流，大量输入少数民族地区，丰富了少数民族的物质生活，中原先进的封建生产方式、政治组织制度，促进了少数民族的社会进步；汉族精神文化方面的成就在少数民族地区的传播，既有利于各民族的共同发展，也发挥了增加我国各民族内在凝聚力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