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刚刚完成的有关仁慈的根源的讨论，也把我们带到至关重要的冲突上，尼采和陀思妥耶夫斯基以极其不同的方式对其进行过富有启发性的探讨：仁慈的要求可能需要自爱和自我实现的代价，这种代价最终要以自我毁灭甚或以暴力来支付。
实际上，几个世纪以来在我们的文化中就有这种代价意识。对宗教禁欲要求的自然主义反叛，以及早期谨慎的个体以异教的名义对基督教的平静的拒绝，至少部分反映着这样的认识，即高得可怕的代价一直被要求着。
在我们的时代，依靠尼采的作者们进一步阐述了这种冲突。在后期米歇尔·福柯著作中可发现的重要主题之一，就是对这样一种方式的理解，根据这种方式优秀的伦理和精神理想经常与政治控制的排斥与关联相交织。威廉·康诺利非常恰如其分地阐述了福柯思想的这个方面。[25]通过证明某些精神生活的概念如何把妇女排除在外，给予她们较低的地位，或假定她们是从属性的，当代女权主义批评也对这种理解做出了很大贡献。[26]正如我在第一编（第三章第二、第三节）中论证的，超善以这种或那种方式能够使我们窒息或压制我们的意识，已经是自然主义反抗传统宗教和道德的动力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