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 参见Political Liberalism （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93）及其1996年平装本。该平装本并附有另一篇导论，以及“答哈贝马斯”一文，该文最先发表于Journal of Philosophy ，1995年3月。我现在的评论，来自第二篇导论的最后一节。
[8] 我在这里想到的是E.H.Carr的The Twenty Year Crisis ，1919—1939：An Introduction to the Study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London：Macmillan，1951）与他对乌托邦思想的著名批评。（我的引证采自1964年Harper Torchbook版。）按Carr的观点，英国和法国在两次大战之间的政策当中，乌托邦思想扮演了有害的角色，并最终导致了第二次世界大战。见其第四、第五章中对“利益和谐”观念的批判。然而，Carr之利益和谐的观念，却并非诉诸哲学，而是诉诸政治巨头的一厢情愿。例如，温斯顿·丘吉尔就曾经讲：“大英帝国的命运与荣耀，与世界的命运密不可分地交织在一起。”（82页）虽然Carr批判了乌托邦主义，他却从来没有质疑构成我们政治见解的道德判断的关键作用；他把合理政治见解视为现实主义（权力）与乌托邦主义（道德判断与价值）之间的妥协。与Carr不同，我的现实乌托邦观念并不满足于权力和政治权利与正义之间的妥协，而是为权力的合理行使设定了限度。像Carr指出的，权力自身亦会决定妥协会带来的是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