起义军汉中脱险的问题，还牵涉对农民起义中伪降的看法。在封建社会的农民起义中，伪降是常见的现象。明末农民战争中，起义军在不利的形势下，为了麻痹敌人，摆脱困境，也曾多次采用这种手段。崇祯六年冬在北直隶武安的伪降，使起义军得以偷渡黄河，实现了千里跃进；崇祯七年的汉中伪降，使一支主要的农民武装避免了覆灭的命运，挫败了陈奇瑜部署的围剿。它们的效果都是显而易见的。那种把起义农民作为斗争策略的伪降，一概说成“动摇”“叛变”“投降”的做法是不足取的。历史工作者的责任是通过严肃的查证，区分作为斗争策略的伪降和真正的投降变节，从而引出有益的经验教训。后面我们还将多次遇到农民军中首领人物的投降变节、妥协动摇以及策略性的伪降，只有坚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方法，才可以揭示历史的本来面目，做出实事求是的评价。
第三节　起义军的大举入豫和所谓“荥阳大会”
李自成、张献忠等部在汉中脱险以后，分头进攻西安附近地区和庆阳、巩昌、平凉一带[19]，一时声威大振。明廷和地方官员纷纷上言指责陈奇瑜招抚误事。朱由检恼羞成怒，在崇祯七年十一月下令把陈奇瑜撤职，下狱论戍；提升洪承畴为兵部尚书，总督山西、陕西、四川、湖广、河南军务。这时，西宁驻军发生兵变，将领被杀，守道被赶走，镇守太监也仓皇逃遁。洪承畴被迫亲自带领军队赶往西宁，起义军趁机“分陷关陇”[20]。等到洪承畴平定了兵变腾出手来镇压农民起义时，起义军又“悉众东奔，分道入河南，集宛、洛间”[21]。这是农民军自从崇祯六年由山西渡河入豫以来第二次大规模地进军河南。史籍中有这样一段描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