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在我们的文化中，所有这些人在选择衣服、语言、食物以及做事的方式时，都同样囿于表面习俗的限制。然而他们并不真正守旧，当然更非赶时髦。
这个特殊的内在态度通常表现如下：一般来说社会上流行哪些习俗对于他们并没有多大妨碍，换一套交通规则也未尝不可。虽然他们也把生活弄得安宁舒适，但绝不至于过分讲究、小题大作。这里我们可再次看到这些人的一个普遍倾向：大多数他们认为不重要，不可改变，或对他们个人没有根本关系的事情他们都认可。由于我们的研究对象对鞋子和发型的选择，或由于在什么晚会上不太关心礼貌、举止和风度，别人往往会对他们耸耸肩膀。
但是，既然这种勉强的接受并不是热情的认同作用，他们对于习俗的服从就往往是草率敷衍的，或者简捷行事以求于脆、坦率、节省精力，等等。在压力之中，当遵从习俗变得过于恼人或代价过于昂贵之时，表面的习俗就暴露了它那浅薄的面目，抛开它也就像抛开肩上的斗篷一样容易。
2.从青年的或狂热的角度来说，这些人几乎无一可称为权威的反叛者。虽然他们不断地因不公正而爆发出愤怒，但他们对于文化并不显出主动的不耐烦、或者时而出现的、长期不断的不满，他们并不急于改变它。我的一个研究对象年轻时是个狂热的反叛者，他组织了一个工会，而当时这是一个非常危险的工作，现在他已厌恶地绝望地放弃了这一切。由于他变得习惯于这个文化和时代中社会改革的缓慢，他最终转向了对青年的教育。其余的人表现了某种对文化进步的冷静的、长期的关心。这在我看来意味着承认变革的缓慢以及这种变革的毋庸置疑的益处和必要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