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慈铭在《越缦堂日记》中指出：“盛氏所举，虽多漏略，如褚亮、许敬宗，皆杭州人；沈千运、周朴，皆吴兴人；骆宾王，婺州人；舒元舆，睦州人；崔国辅、殷尧藩，皆苏州人；许棠，宣州人；张籍，和州人；萧颖士，常州人；刘驾，江东人；綦毋潜、戎昱，荆南人；李中，九江人；张九龄，韶州人；孟宾于，连州人；曹邺，桂州人。即以吾越言之，如虞世南，……亦人所皆知者……然其言可谓深知古今之变，自宋以后，东南人才益盛，文事敦粲，几不齿及西北矣。”
而到了宋朝，南人势盛，则已定局。晁以道指出：“本朝文物之盛，自国初至昭陵（仁宗）时，并从江南来。二徐兄弟（铉、锴）以儒学，二杨叔侄（亿、纮）以词章，刁衍、杜镐以明习典故，而晏丞相（殊）、欧阳少师（修）巍乎为一世之门。纪纲法度，号令文章，灿然具备，庆历间人材彬彬，皆出于大江之南。”
钱穆先生在《国史大纲》里提到王安石：“他新法之招人反对，根本上似乎还含有一个新旧思想的冲突。所谓新旧思想之冲突，亦可说是两种态度之冲突。此两种态度，隐约表现在南北地域的区分上，新党大率为南方人，反对派则大率是北方人。”他进而分析：“宋室相传有‘不相南人’的教戒。无论其说确否，要之宋初南方人不为相则系事实。然而南方人的势力，却一步一步地侵逼到北方人上面去。真宗时的王钦若，仁宗时的晏殊，都打破了南人不为相的先例。而南方人在当时，显然是站在开新风气之最前线。在野学校之提倡，在朝风节之振厉，文章之盛，朋党之起，皆由南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