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回到家里，总把“我的勋章”挂在嘴边，这种自豪感达到了无以复加的程度，简直不能容忍别人的扣眼上所挂的别的勋章，见了外国勋章更是火冒三丈：“不能让他们在法国佩戴出来。”他尤其恨每天傍晚在小火车上遇见的舍奈“医生”，怪他戴一枚白不白蓝不蓝、黄不黄绿不绿的什么勋章。
从凯旋门到纳伊门这段路，他们俩的谈话也总是相同的。这天同往日一样，先谈到他们俩都憎恶的本地的种种弊端，而区长却尸位素餐。继而，卡拉望就把话题转到疾病上来，这是同一位医生在一起所必然谈到的，他指望借闲谈之机，能免费捡到一点小教益，如果不动声色，问得巧妙，说不定还能得到一次诊断。况且，近来他母亲的状况令他担心，时常昏厥，许久才醒来，年已九旬却不肯求医。
母亲高寿，卡拉望说起来总要动情，一再对舍奈“医生”说：“你能经常见到这样长寿的人吗？”他喜滋滋地搓着双手，这倒不见得他盼望老太太永远活在世上，而是因为母亲长寿对他是个好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