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俗存在于19世纪以后发展变化的社会背景当中，民族主义与“发展”的相互联系就在于此，对此，奈恩这样解释道，“这一主要线索是常识所认为的民族主义同发展的概念或社会、经济‘增长’之间的有力联系。的确，民族主义(而不是民族性、民族国家和其他前兆)的独特的现代事实以某种方式与此相关。因为它只存在于1800年开始的、普遍加速的、变化的环境中，在这个新的意义上，只有在‘发展’的背景下，民族国家地位才获得这一系统的和抽象的意义”①。因此，在“发展”及现代及社会经济“增长”的普遍环境下，民俗为民族主义的现代事实提供了客观背景和现实依据，奈恩指出：“民俗的观点当然是建议授予它(民族主义)一个自然的状态，并因此是一个‘健康’的标签，好像它确实是所有社会的青春期，在这条路上我们必须一路从农村的愚昧行为跋涉到‘现代性’、工业化(或诸如此类的东西)。”②换句话说，普遍的民俗认为，民族主义是社会健康发展的自然状态，是从愚昧到文明的过渡期。虽然认同民俗与民族主义的起源有着很大的联系，但是奈恩并不认为这是民族主义的真正源头，他这样写道：“然而，系统的内涵并非来源于发展这样的事实。……它完全不是这样(虽然人类一直有足够的理由希望是这样)……它不是自然的。”③在奈恩看来，民族主义并非自然地来自发展，民俗的线索也并非民族主义的真正根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