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时，“群盗蜂起河朔”,农民起义的烽火在山东、河北等地遍地燃烧。杨安儿建国号为大齐，众至数十万。杨安儿牺牲后其妹杨妙真(杨四娘子)继续坚持斗争，后与另一支起义军领袖李全结婚。尽管后来他们曾归附南宋，后又投降蒙古，但对北方的地主阶级仍然是毫不客气。另一支起义军刘二祖的部将彭义斌也声势浩大，尽管他后来也投靠南宋，但蒙古军、金军和地主武装都视之为劲敌。
面对着外寇入侵，“内盗”交逼的形势，北方的地主阶级不得不纷纷起来寻找“自全之计”或“自图富贵”,于是有的人率乡亲父老投靠了蒙古，也有的人则“聚众以自守”组成了地主武装，也有一些人“聚众自保，未有定属”。正如魏初、郝经所说“有金南渡，河北群雄如牛毛”,“拥兵者万焉，建侯者万焉，甲者戈者骑者徒者各万焉，鸠民者保家者聚而为盗贼者又各万焉，积粟帛金具子女以为己有者，断阡陌占屋宅跨连州郡以为己业者，又各万焉”。这些成千上万的地主武装是北方地主阶级自谋出路的产物，在很长时间内都是群龙无首，人怀顾望；“一债一兴，迭为雄长”。他们以保存自己，发展自己作为最高原则，不少人采取的是有奶便是娘的政策：蒙古至则从蒙古，金人至则从金，宋人至则从宋，有的甚至可以暂时投靠农民军。总之，谁的力量大就服从谁，就跟谁走，朝秦暮楚，首鼠两端，既可为楚，也不妨降汉，早已撤掉了敌我是非的界限，它使当时的斗争形势进一步复杂化，因此蒙古与金的战争出现了拉锯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