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后，我要说明一点：关于“综合体”的提法，最早是白寿彝先生提出来的。1982年，我在《史学遗产和史学研究》一文中曾经引证了白先生的这一提法（见《史学史研究》1982年第1期）。接着，我在参加白先生主编的《史学概论》的撰写中，又论述了这一提法（见此书第125页）。拙作《古代史家怎样对待史书体裁》的有关部分，则是从中国历史编纂学史上对上述提法的进一步发挥。因为罗先生用了“谨志明所自，并此致谢”这样很有分量的话，颇觉有补充说明的必要。
顺颂
编安
瞿林东
北京师范大学史学研究所
1987年3月25日
[1] 本文（原载《安徽史学》1984年第4期）发表后，受到前辈学者罗尔纲先生的关注，并在他的《我对综合体史书体裁的探索》一文（载《历史研究》1987年第1期）和四卷本《太平天国史》序言中，一再说明本文对他的启发，褒奖有加，分量甚重。作者为说明学术源流，并向罗老表示敬意，乃致函《安徽史学》，请予以发表。今将此函（原载《安徽史学》1987年第3期）附于本文之后，一则可以使读者明了原委，再则也表示作者对罗老的纪念之情。
[2] 唐初所修八史是《梁书》《陈书》《北齐书》《周书》《隋书》《晋书》《南史》《北史》。